在这一尸两命的悲剧中,在亲人的呼喊中,在连篇累牍的喧嚣中,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不妨坐下来,梳理一下思路,就更加能够得出结论,剖腹产并不能改变肖志军夫妇的命运。
如前所述,导致产妇死亡的直接原因是重症肺炎造成的心肺功能衰竭(还可能有其他器官)。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造成了肖志军夫妇的延误就医,进而使病情发展到不可逆转的危境?
肖志军说,妻子怀孕后,从来没带她看过专门的妇产科医院。只是因为妻子感冒,才去过两次小诊所。。。。。。”
这一次,又是因为感冒的症状,他们再次去了“个体诊所”,这种小诊所对一些头痛脑热没准儿还能应付,但显然并没有做围产期保健的能力和资质。试想,如果能够得到基本的围产期保健,有一些初级的围产期保健常识,肖志军夫妇还会使病情延误到如此地步吗?
当今世界各国比较卫生保健体系只有两个标准,母婴死亡率和预期人口寿命。为什么?因为各国国情不同,疾病的发病率不同,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治疗方案不同,同一种疾病有着不同的病死率。而任何一个人,总是要出生的,也总是要死去的。这个两硬指标便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医疗体系优劣的尺度。我们理想中的和谐社会下的医疗体系如果希望得到世人的认可,也势必要以这两个指标作为金标准。
而我们的医疗保障制度关注点在哪里呢?大家埋着头搞了那么多年的医疗体制改革;有说成功的,有说不成功的;从政府大包大揽到市场化,现在又提出所谓“公益性”,一个大轮回后还是没有清楚要做什么。虽然高喊着“低水平,广覆盖”,但有限的社会保障医疗经费仍然被所谓大量高、精、尖诊疗措施所占用。而用于预防保健的经费是少之又少。连一个很便宜的婚前免费体检,出台的过程都是一波三折,理由之一就是经费缺口太大。
大家知道呼吸衰竭患者的每天呼吸机费用能够为多少人注射流感疫苗吗?几年以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流行性感冒的经济学观察》http://ym301.blog.sohu.com/427861.html为北京市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叫好,今年北京市接种疫苗的人群不再局限于贫困人群,而是所有老年人,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可以预期,由于减少了老年人秋冬季呼吸道疾病的发生,对于延长北京人口的预期寿命有重要意义。
然而对于肖志军夫妇来说,他们更需要的围产期保健。虽然北京市有生育保险制度,但显然肖志军并不知道,他打工的小餐馆的老板可能也不知道或者不想知道。每个月700元的薪水并没有包括诸如此类的保险。他所有的医疗费用都要从这700元中开支。贫困和医疗费用问题才是肖志军夫妇不愿或不敢去大医院看病,反复光顾个体诊所的原因。这也是导致病情延误,母婴双亡的根本原因。
高楼大厦与他们无关,灯红酒绿与他们无缘,滚滚车流从他们身边飞驰而过,他们处在社会的底层,如果肖志军已经顺利地签了字,如果不是出了这样极端的事例,除了向我们这样的医生,谁还会关注一个外来民工的怀孕老婆是否死于肺炎?
在这个事件中,将注意力集中在“家属签字与否”上面是十分可笑而荒唐的。即使有关法规按照某些“南柯先生”梦想的那样做了调整,其他像肖志军一样的人们生活会有所改变吗?即使肖志军2号因为签了字或者医生没有等到他们签字就做了手术,那能改变他们因病致贫,因贫误病的怪圈吗?恐怕肖志军3号、肖志军4号的老婆还是要等到命悬一线了才咬着牙闯进“大医院”的衙门口,等待他们的是无情的疾病发展的自然规律。从医疗保障体系的角度出发,如果能够提供免费或政府承担大部分费用的基本围产期医疗保健,就可以避免许多的像肖志军一样的外来务工者们甚至本市的贫困市民重蹈类似的悲剧,全面减少母婴死亡率就会更有效的实现;而共建和谐社会的宏伟篇章中就会较少出现“悲怆”的跳音。
肖志军,这个现代版的唐吉坷德,长枪羸马,直面这尚不完善的,并且不属于他的医疗制度;在他眼里,这个象风车一样来来回回转了许多年的怪物,就是他心目中的魔鬼。他无奈的冲了上去,却被高高抛起,狠狠的甩在地上,从此失去了娇妻爱子,甚至在聚光灯的照射下,失去了一个人最基本的隐私和人格。
而我们这一圈看客,欣赏着肖吉坷德在口诛笔伐中挣扎,如同在古轩亭口看行刑,然后幻想着用沾鲜血的馒头去治疗千疮百孔的中国医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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